1981年12月，开国中将王必成因身体不好，中央军委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。1982年初，王必成住进了南京普陀路1号。1982年大年初一这一天，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在那里休养的许世友。 王必成 许世友和王必成是正儿八经的老乡，他们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。1927年，许世友、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，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，王必成是队员。1960年，王必成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成为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副手，此后他们工作合作默契，感情也更加深厚。 当天许世友和王必成谈了很久，王必成感慨道：“许司令，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，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，我们都是幸存者。”当天摄影记者还为许世友和王必成拍摄了合影，气氛十分融洽。 1984年1月10日，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，学习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》。许世友在会上发言说：“南京军区有3个老红军，他们都是过草地的，‘运动’中造反夺权，他们至今没有交代。”一言既出，满座皆惊，大家明白许世友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、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。 许世友 王必成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也是与会者，他对许世友的发难毫无思想准备，本想讲话反驳几句，但一看已是下午4点多了，便写了个条子给参会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，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，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，但因时间关系，顾全大局，保留意见，不作发言。 许世友之所以向王必成发难，还得从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时说起。当时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，便向军委请假，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，后来他又被周恩来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，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、王必成、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人负责。 后来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，王必成等人迫于无奈，只能接见造反派，他们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，有时难免说几句错话；他们有时话讲得并不错，却被造反派改头换面，加以歪曲。在中南海的许世友听到了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后，对王必成、林维先、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示不满。 王必成（中）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，立即点了王必成、林维先、鲍先志的名。曾任许世友秘书的李文卿后来回忆说：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，他们出面接待军区“三团两队”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，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“四大”的意见书上签了字。 春节期间，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，许司令一看就火了，对我们说：“这是乱军，是自毁长城，告诉军区不准公布。” 主官离位，王、林、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，全力应对混乱，处境十分艰难。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，除了被强迫，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。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，分量已很重，还又甚而言之：乱军是为了夺权。一句话上了纲，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。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，在一个小组开会。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，点名批评王司令。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，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，可一到会上，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。 毛泽东、周恩来得知许世友和王必成等人的矛盾后，把王必成等人保护了起来，让他们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住了一年多。1969年12月，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，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，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。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，毛泽东巡视南方，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，他在和许世友谈话时，专门说：“你对王、林、鲍要高抬贵手，刀下留人。” 毛泽东和许世友 1984年6月7日，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。 王必成在会上就南京军区“运动”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：“许世友同志，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。你在北京开会，每次总是我去看你。我从来没有反你，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，这都是可查的，你可以了解嘛！老战友了，过去的我不计较，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年岁不多了，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。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，少栽刺，要多交朋友，利于团结的话就说，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，反之就不说，更不能做。1971年，毛主席在南昌时，对你讲过，不知你是否还记得：‘许世友同志，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，你要高抬贵手啊！’” 王必成发言结束后，许世友对他说：“谈得很好！”随后他们走到一起，紧紧握手。 特别